近日，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规范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意见》明确提出“不得随意给予顶格罚款或高额罚款”，并取消和调整了86项罚款事项。这项政策是对执法乱象的及时纠偏，更是推动执法回归“过罚相当”原则、促进法治精细化的关键一步。
长期以来，行政执法中存在诸多突出问题。一些领域为追求“执法力度”，盲目采用顶格处罚，简单将高额罚款等同于治理成效；部分地区出现“以罚代管”“运动式执法”等偏差行为，使罚款手段逐渐脱离立法初衷。例如，某省将交通违法罚款从20元直接提至1000元，却未充分考虑行为实际危害与处罚程度的匹配，引发社会对执法公正的质疑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裁量权边界模糊导致“类案不同罚”，如某设备中标价85万元，网购平台售299元却仅被罚9000元，既折射出标准不统一的制度弊病，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。
这些现象不仅加重企业负担、抑制市场活力，更侵蚀法治权威。此次政策直指问题核心，通过清理不合理罚款、限制裁量权滥用，推动执法从“一味从严”向“科学量罚”转变。需要明确，“不得随意顶格处罚”不代表放弃严厉惩处。对严重危害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行为，政策仍保留必要震慑手段。例如恒大财务造假案中，许家印被顶格罚款4700万元并终身市场禁入；普华永道因审计失职被罚近3亿元；笑果文化因违背公序良俗被顶格处罚1335万元。这些案例表明，政策追求的是精准监管——该严必严，当宽则宽，而非简单宽松化。
为实现这一目标，国家层面已制定4138项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，通过量化违法行为等级、明确处罚幅度分级，压缩“同案不同罚”的空间。多地推行执法系统自动适用裁量基准，从技术层面限制人为干预。此外，执法公示、全过程记录、法制审核“三项制度”的全面实施，从程序上保障了处罚的公正性与透明度。
更重要的是，政策推动执法理念从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升华。法律的根本价值是引导公众自觉守法，而非仅依赖惩罚。政策特别强调避免“以罚代管”，要求执法机关加强普法宣传、合规指导与风险提示。例如，多地推行的“首违不罚”“轻微免罚”清单制度，对非主观故意、未造成严重危害的初犯行为给予纠错机会，体现出执法的教育温度与包容审慎。
这项改革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举措。随意高额罚款推高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，对中小微企业影响尤甚。通过清理不必要罚款、严格限制随意性，本政策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、增强企业安全感。近年来，通过加强执法人员资格管理、完善准入退出机制、健全常态化培训等举措，既不取“躺平式执法”的消极姿态，也摒弃“强势执法”的简单粗暴，逐步构建起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支撑。
规范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意义，正在于审慎平衡“宽”与“严”：既要杜绝过度处罚，为企业创造宽松环境；也要对重大违法行为“零容忍”，守住公共利益与安全底线。唯有让处罚真正体现公平与比例原则，才能实现“守法者无忧，违法者惧罚”的治理愿景，使法治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坚实基石。（大河网河声评论员 陈相）
来源：河声
